2019年一月，巴黎下了三场大雪。雪落得又密又厚，把整个城市覆盖成了一层均匀的白色平面。建筑学院所在的埃松省校园被埋在雪里整整一周，教室的暖气勉强维持在十六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大，学生们在教室里都不脱外套。
悦儿坐在建筑学院的制图教室里，面前摊着一张还没完成的建筑平面图。图纸上的线条已经被她擦了又画、画了又擦，橡皮屑在纸面上聚成一小堆浅灰色的碎末。铅笔的笔尖断了一次，她用卷笔刀重新削好，然后握着笔悬在纸面上方大约两厘米的位置没有落下去。她的视线落在图纸中央那片空白的区域上——那是整个平面图的核心功能区，她设计了三种方案，每一种都被她划掉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也看不出哪一条线是真正能撑起整个结构的。
这是她离开数学系之后的第三个月。退学的决定从想法到执行只用了四天——她在一个周四的下午走进勒鲁瓦的办公室说"我想暂时停一下"，周一的早上她已经坐在了建筑学院的第一堂课上。中间没有过渡，没有缓冲，没有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假期"。她是在切断，不是在休息。她用了相当准确的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状态——"逃"。她在那个办公室里跟勒鲁瓦说的时候没有用这个词，但她心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逃离的原因她自己也无法精确地用语言描述清楚。不是因为数学太难了——她不是那种会被困难吓退的人。也不是因为她觉得数学没有意义——她依然相信那根针在空间中旋转的问题值得被追问。她只是想从"被数学占据全部时间"这个状态中退出来一段时间，退到另一个空间里。那个空间最好跟数学毫无关系，最好是彻底不同类型的思考方式。建筑学符合这个条件——它需要画图，需要做模型，需要站在空房间里面用脚步丈量长度。它用手和眼睛思考，不像数学那样只用脑子。
但她现在坐在制图教室里，看着纸上那些擦不干净的铅笔残痕，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摆脱数学。她在画墙的时候依然在考虑"最小覆盖"的问题——如何在给定的建筑面积内覆盖最多的功能区域；她在画窗户位置的时候会估算窗洞开口的"方向分布"——南向的窗户接收的光线最多，北向的窗户光线的色温不同，她需要在两者之间分配。她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被翻译成数学语言，只不过图纸上的线条叫"墙"和"窗"，在数学里它们叫"边界"和"开口"。她离开了一间教室，进入了另一间用不同符号表示同一类问题的教室。
那天下午的课结束之后她没有回宿舍。她在建筑学院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坐了很久，面前放着一杯早就凉透的咖啡，手里翻着一本建筑史教材。教材的某一页上印着一张照片——柯布西耶设计的萨伏伊别墅的底层平面图。她看着那张平面图，注意到平面图的形状可以被看作一个极简的集合：所有的功能空间都被包含在一个矩形的外壳里，矩形外壳的边界是最小化的，但内部的路径覆盖了全部的活动流线。那个"覆盖全部路径"的要求跟挂谷猜想中的"覆盖全部方向"的要求在结构上是同构的——一个在问路径，一个在问方向，但底层逻辑都是"如何在最小空间中容纳最大范围的变体"。
她在咖啡馆里坐了大约两小时，凉透的咖啡一口没喝。她把那张萨伏伊别墅的平面图用手机拍了下来，存进了一个名为"建筑与数学之间"的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后来一直留在她的手机相册中，直到很多年以后更换手机的时候才被迁移到新设备上。
与此同时，八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墨子坐在一间几乎完全黑暗的办公室里。窗外的街道上有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墙面上投下一道斜长的橘黄色亮纹，亮纹的边缘落在他面前的电脑屏幕的边框上。屏幕是暗的。屏幕上最后一行数字是他两分钟前刚刚关掉的一个交易窗口里显示的总亏损额。那个数字是他账户净值的百分之六十三，一次他预判的宏观对冲方向被市场反向突破，所有仓位在同一个止损点被同时击穿。
他坐在黑暗里，没有开灯。手指还搭在键盘的F键上，像一条被冻结在运动途中的路径。办公室里所有的屏幕都暗了，他之前关掉了显示器的电源，只留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交易日志。日志里一条一条地记录着那几天的连续亏损——每一笔的触发时间、触发价格、滑点偏差。整份日志向下滚动的时候像一条不断重复的深红色长带，每一条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到最后几乎连在了一起。他连着看了三天那份日志，在第三天的时候他把它关掉了。屏幕上空了之后他看到的只是一面灰色的、静止的方框，像一块未被书写的黑板的照片。
那几天他几乎不吃不睡。他只是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那条深红色的日志在头脑中反复重演——他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在当时看起来都有充分的依据，那些依据来自于他自己开发的模型，那个模型在过去几年中从未让他失望过。但模型这次错了。错得非常彻底，没有任何调整的空间，像一块被错误拼接的结构在受力点处整体断裂了。他后来跟同事说这件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模型失效了"，但他自己知道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以为我已经理解了市场的全部方向，但市场从我背后出拳了"。
他之后的两周都在处理后续事宜——平掉剩余的仓位，跟客户沟通，清算资产，重新估算可用的资金规模。他把那个过程称为"收尸"。他用一种极其冷静和程序化的方式完成了那些步骤，像在写一段标准操作流程的代码：第一步，锁定当前状态；第二步，确认所有已知变量的当前值；第三步，计算可恢复的最大值；第四步，执行。他在执行那些步骤的时候把情绪成分完全隔离了出去。隔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有一整个星期没有在镜子里看过自己的脸。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直接走向洗手台，视线避开镜面区域，洗完脸之后转身离开。那个行为不是刻意设计的，是他自己的注意力自动绕开了那个位置，像一条河流遇到障碍物时自动分岔。
悦儿和墨子在那段时期里几乎没有通信。不是他们有意选择了中断，是双方的节奏都跟平时不一样了——悦儿的邮件写得越来越短，从几百字慢慢缩短到了三五句话。墨子的回复也越来越稀疏，从一两天一封变成了四五天才回一次。两人的通信在不知不觉间拉成了一条越来越细的线，细到几乎看不清了，但线本身没有断。偶尔会有一些极短的问候被抛过那段距离——"还好吗"、"你那边天气怎么样"——然后被各自的生活湍流卷走。
悦儿在建筑学院里待了大约五个月。那五个月里她上课、画图、做模型，机械地完成所有被要求的任务。她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中等偏上，老师对她的评价是"线画得很稳，但方案缺少一种'为什么这里要这样'的决断力"。她听到那个评价的时候知道自己为什么缺少决断力——她把自己的决断力留在了数学那个抽屉里，没有带进建筑学的房间。她在建筑学院里的时候像是在用一个被压缩过的程序运行，输出是正确的但内存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