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进入最终陈述阶段那天，法庭里坐满了人。

周岚的姐姐钱女士坐在第一排，攥着一块手帕，眼圈通红。记者们架着设备，旁听席后排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苏砚没有在意。

审判长："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周岚，你可以为自己辩护。"

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落向被告席。

周岚站起来。

她穿着看守所的号服，头发挽得整齐，脸色苍白，却站得很直。

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口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清清楚楚，落在法庭的每一个角落：

"审判长，我想说说我这十年。"

"我嫁给周国强，是因为我家里穷，我爸走得早，我妈病着。他说，他能负担我妈的医药费。我那时候觉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头两年，他对我挺好的。后来，他生意不好，喝了酒就动手。第一次打我，我懵了。他打完我，跪下来求我，说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信了。"

"后来，他打我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报过警，四次。每一次，警察来了，他就说 ' 夫妻吵架 '，警察就走了。我被打得肋骨骨裂，去验伤，医生说可以立案，我想了想，还是说算了 —— 因为他说，我要是立案，他就让我妈从医院里滚出去。"

"我妈那时候，还在住院。"

法庭里，一片安静。

"我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国强对咱家有恩，你要好好跟他过。我答应了。我答应她，好好跟他过。"

"可我好好跟他过，他还是要打我。"

"那天晚上，他喝了酒，说要杀了我。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我拿起手机，想找人救我。可我翻遍了通讯录，不知道该打给谁。"

"我妈走了。我姐嫁得远。报警，报过四次，没人管。我最后，在手机上发了一条消息，发在一个我常看的群里 —— 我说，他今天喝了酒，说要杀了我，谁来救我。"

"没有人回我。"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后来他冲下来了，拿着刀。我拿了一把厨房的旧刀，想挡。他掐住我的脖子，我…… 我举着刀，想推开他。"

"我不知道那一刀是怎么割上去的。" 周岚的声音发着抖，"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了，满地的血。"

"我吓坏了。我想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我的手一直在抖，按了好几次都按不对。我想报警，可我又怕 —— 我怕警察来了，会像以前一样，不信我。"

"所以我…… 我做了傻事。我翻了抽屉，撬了窗户，想把现场做成 ' 进贼了 ' 的样子。我想着，只要没人知道是我，我就…… 就不用坐牢了。"

"可我做不好。"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不会伪装。我越做越乱。"

"后来我想，算了。我认了。"

"我告诉自己，是我杀的。我该偿命。"

法庭里，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

"可那天晚上，我真的没想杀他。" 周岚抬起头，眼眶通红，"我只是…… 我只是想活下去。"

"我被打了一辈子，从没想过要他的命。那天晚上，我也只是 —— 不想死。"

她说完，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法庭里，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没有人说话。

连记者都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

审判长没有立刻开口，像是也在消化那些话。

苏砚站起来，走到辩护席前。

"审判长，" 她的声音很稳，"我想补充一点。"

"周岚的症状，在医学和法律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 受虐者综合征。长期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人，会逐渐丧失反抗能力、求助能力，甚至丧失 ' 逃离 ' 的判断力。她们会反复尝试求助，反复失败，最后，在恐惧中，失去自救的信心。"

"周岚报过四次警。" 苏砚说，"四次，都被 ' 夫妻吵架 ' 挡了回来。她不是没有求过救。是这个世界，一次都没有接住过她。"

"直到那天晚上，她的丈夫，拿着刀，冲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