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公社来了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进了村，直奔大队部。没一会儿，赵德柱就叫人去代销点喊夏知春来。

她放下手里的活儿，问了来报信的栓子啥事这么急，对方摇摇头，只说是公社来人了。夏知春没再纠结，进了大队部的门。桌上摆着个信封，公社来的干部坐在屋里，赵德柱坐在旁边，面色不太好看。

“夏知春同志。”穿着绿色制服的高个干部说，“有人写信反映，说你在猪场搞集资敛财，搞个人主义等问题。组织上安排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她心下一沉，但很快又重新稳住心神。搞猪场那天起她就想过，早晚会有人嚼舌头。她深吸一口气：“两位请问。”

干部把举报信的内容详细说了下。她听完，在心里过了一遍，便有了底，说：“材料都在。这次集资批文有公社盖的章，账目每个月会张榜，收据队里有存根。两位可以查验。”

干部点了点头：“材料我们会看。这事先不急，你回去把手里的活儿放一放，配合调查。”

放一放，那就是停职了。

消息传的飞快。当天下午，代销点门口就有人嘀咕。

三婶郑翠花嘴快：“我说啥来着？一个小媳妇，管这么多事，早晚出问题。”

孙大婶立时顶了回去：“人家带大家伙儿挣钱的时候你咋不说？分红的时候你咋没把钱退回去？”

三婶哼了一声，没再吭声。

夏知春从代销点出来，听见这些话，没理会。她回到屋里，把材料翻出来：批文、告示底稿、投资名册、收据存根、每月张榜的账目底稿。她仔细排好，又检查了一遍。看到最后她有点想哭又有点想笑，哭的是，这么费心费力，还是有人看不惯，还去举报她；笑的是，当时只是想着留个底，没想到真用上了。

第二天，公社干部来，把材料看了一遍，又翻了账本，问了大队的几个人。王嫂子实话实说：“这猪场我是投了钱，年底还给分了红，但账目都贴墙上给大家看的，能有啥问题。”刘二叔也说：“钱进的是队里的账，又不是落她自个儿兜里。”

可干部还是那句话：“情况我们会核实，你等结果。”

这话听着没毛病，但夏知春心里清楚，核实要多久，结果是什么，都由不得她。

晚上她坐在炕上，翻着那摞材料，翻到半夜。批文是真的，账目是真的，收据也是真的。可光东西是真的，也不够啊。她越想越睡不着，心里慢慢浮出一个念头，得找人帮自己。

找谁呢？赵德柱吗，他已经在帮着说话了，而且这事和他也有关，还得避嫌呢。

她忽然想起长河走时说的一句话：“我要是不在家，你有拿不定主意的事，可以去找大伯。”

她当时没往心里去，只觉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可这回不一样，如果就这样被定性了，那就完了。

她大伯，夏长军是村支书。这些年两家走动得不多，倒不能说有仇，就是冷淡。大伯这人，话少。逢年过节来家里走动，喝杯茶就走了。娘送出门去，有时候叹一句：“你大伯就是那个性子。”

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大伯。一夜无眠，翻来覆去到了天亮。

第二天，夏知春早早就去了大伯家。

到了门口，大娘正在院子里晒豆种，见她来了，有些意外：“知春？你咋来了？”

“大娘，大伯在不？”

“你大伯不在，天不亮就骑车出去了，说去公社一趟。”大妈擦了擦手，“说是去问问你们队猪场那个事。”

夏知春脚步微顿。

大妈又喊了一句：“快进来坐，估摸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她走进院子，在屋檐底下坐着。大妈给她倒了碗水。她端着碗，想着大妈那句话：天不亮就去公社了，去问猪场那个事，忽然觉得眼睛有点湿润，低下头喝了口水，把泪压了回去。

等了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夏长军推着车进了院。

他看见夏知春坐在院子里，也没太惊讶，把车停稳，坐在了她对面。

“大伯……”

“你那个事，我前天就知道了。”夏长军压低声音，“公社来人，头一天先通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