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M颁奖典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悦儿从香港飞到了北京。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冬天的北京干燥而冷，跟香港的潮湿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她在北大东门附近的一家酒店住下来，放下行李之后没有休息，直接去了数学科学学院的办公楼。走廊上有人认出了她，隔着十米远就喊了一声"悦儿老师好"。她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北大的邀请函是ICCM之前就发来的——"回母校做一场学术报告"。她回复的时候把"一场"改成"三场"，说那篇论文的内容如果只用一场报告讲完，听众能记住的大概只有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中间那一百多页的结构太密，需要一个足够宽的时间窗口才能让人跟着走通。学院那边很快同意了，安排了连续三天的下午，每天三个小时，地点在数学学院最大的报告厅。

报告厅能坐大约两百人。第一天来了大概一百五，第二天来了一百二，第三天——第三天来了一百八。走廊里都站着人。悦儿知道第三天人多的原因不是因为她的讲座越来越精彩，而是因为前两天来的人回去之后把消息传出去了——她在黑板上把整篇论文的证明框架重新梳理了一遍，从最底层的地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盖，没有跳一步。那种讲解方式在数学圈里不算罕见，但她讲的速度和耐心让听的人觉得"这个人是真的希望每个人都听明白"。

第一天的内容是从粘性挂谷猜想的基础定义开始的。她花了一个半小时重新定义了管道几何里的所有基本概念——管道的半径、方向的离散化、重叠指数的数学构造。这些东西在论文里占了大半章，但写在纸上的时候读者可以选择"这一段我大概懂"然后跳过。在讲座里，没有"大概"。她要求每一个概念都被重新说一遍，说到台下的笔记本能跟上她的板书速度。

第二天讲的是阿苏阿德维数版本的中层结构。那天来的人比第一天少了一些，但提问的密度高了。有人在她推导到第二层的一个不等式时举手说"这里你用了Plancherel不等式的对偶形式，但源空间的维数是二不是三，对偶形式中维数的替换条件你确认过吗"。悦儿停下来，把那一步擦了重写，在旁边标出了替换条件的精确依赖关系，然后继续。整个过程用了四分钟。提问者没有再举手。

第三天——韦东奕坐在第一排。

悦儿进门的时候就看见他了。他坐在最左侧的位置，穿着那件他常穿的深色外套，面前没有电脑，没有论文打印稿，只有一支笔和一本翻开了但没有写字的笔记本。他抬头看了悦儿一眼，点了点头，然后低头看着桌面。

那天下午悦儿讲的是整个证明中最后也是最细的那个部分——从一般情形到粘性情形的归约框架。她用了将近两个小时讲那个框架的构造逻辑，从坏管的分类到无穷逃逸的极限定理，从极限定理到粘性条件的逐条验证。她讲得比前两天更慢，因为这一部分的技术细节最密集，每一个引理之间的转换关系都是咬合式的，稍微漏掉一个环节整条链就接不上了。

讲到第二个小时末尾的时候，她在黑板右下角写下了一个关于"束内最大夹角的二分之一"的上界估计。那个估计在论文里的证明占了两页半，她在讲座里已经浓缩到了五行。但那五行浓缩完之后，台下的听众中有大约一半的人的表情呈现出一种"我大概知道它是对的但不确定具体为什么"的状态。

然后韦东奕举起了手。

他的手举得很随意，不高不低，像一个习惯性动作。悦儿看见了，停下来问："韦老师？"

韦东奕说："你用了代数化。但代数化的多项式次数跟维数之间的关系——你那段证明里只写了次数的上界，没有写下界。下界对覆盖数的影响你放在哪了？"

悦儿看着他的眼睛。韦东奕的表情平静，语气平缓，但他的问题精准地指向了一个悦儿在论文中花了整整三页才处理清楚的难点。她把粉笔换了一根，在黑板右侧空出来的位置重新开始写。她写了一个关于多项式次数的下界不等式，写了大约七八行，然后在不等式的末端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指向一个她之前在引理框架中留出的槽位。

"下界放在这里了，"她说，"引理8.4。我写的时候把它隐藏在了束划分的覆盖数估计里。表面上看它不在，但实际上它通过覆盖数的分母被带进了最终的常数项。你要我单独展开那段吗？"

韦东奕说："展开。"然后他拿起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悦儿开始展开引理8.4的隐藏部分。她从束划分的基础定义重新写起，把覆盖数估计中那个分母里携带的多项式下界单独抽出来，作为一行独立的引理重新编号。她写了大概二十行，中间没有停顿，粉笔在黑板上发出稳定而均匀的摩擦声。写完最后一笔之后她退后一步，让整个黑板上的内容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左侧是归约框架的主线，右侧是她刚刚展开的引理8.4的细节，两条线在黑板中央交汇成一个完整的环形。

韦东奕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笔记本，然后把笔记本合上了。他点了点头。没有说"对"也没有说"好"，只是点了一下头。但那个点头的幅度和速度，让坐在第三排的一位博士后后来在走廊里对身边的人说："韦神点头了，那就是等于全场认可了。"

那三天的讲座结束之后，一个视频片段在网络上流传开了。视频只有不到两分钟，拍的是第三天讲座中悦儿和韦东奕那段对话的片段——她问"你要我单独展开那段吗"，他答"展开"，然后两人在黑板和笔记本之间用一种旁观者完全跟不上的速度交换了十几句讨论。那些讨论用词都是中文，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非数学专业的观众听完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们说的真的是中文吗"。

那个视频被转载了很多次，被配上了一个标题："两位数学家的加密通话。"

悦儿在讲座全部结束之后的那个晚上才看到那个视频。她坐在酒店房间的沙发上，手机屏幕上是那个被转发了许多次的短片段。她看到自己站在黑板前写那些引理的时候，粉笔灰落在袖口上，她用力写字的时候手腕会微微往下压。她看到韦东奕坐在第一排，从头到尾没有拿出过手机。然后她看到视频的评论栏里有人在问"他们说的是哪个国家的语言"。

她给墨子发了那个视频的链接。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墨子回了一条消息："你们说的真的是中文吗？"

悦儿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上酒店标配的白色吊灯。她回了一句："数学有自己的语言。"

墨子过了几秒回了："那我的代码呢？"

悦儿看着那行字。酒店的房间里很安静，窗外是北京十二月的冬夜，风声在窗户缝隙里发出细细的哨音。她想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打了几个字："代码是另一种方言。"

她发出去之后，手机的对话窗口安静了大概两分钟。然后墨子的消息跳出来："方言之间可以互相翻译吗？"

悦儿看着那个问题。她想起了一年前在咖啡馆的棚子里，墨子把坏交易曲线图给她看的时候，她看到那条深红色下滑线的那一瞬间——她脑子里看到的不是亏损，是管道几何里某种逃逸路径的形状。他在用代码描述一种结构，她用数学描述同一种结构的不同侧面。那些结构在源头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