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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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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号,临江热得像一口盖着盖子的锅。

沈聿二十五岁,临江星火队的十一号,打得分后卫,膝盖上有一道十一厘米的旧口子。这个夏天是他术后复出的第一个完整赛季收官阶段,队里把这个主场排在周六晚上七点半——不是黄金档,但票卖光了。

沈秀兰是这天早上四点半起来的。

她没开闹钟。开早餐店的人不用闹钟,一到点眼睛自己就开了,比鸡还准。她在黑暗里躺了两分钟,把今天要交代的事在心里过了一遍:王婶五点二十到,先烧水,再下面;五百个包子的面昨天夜里就和上了,盖上湿布放在最凉的那口缸里;豆浆机第一锅要多加半勺糖,镇上那帮老主顾嘴刁。

她起来,把围裙系上,先去后屋看了看那口缸,掀开湿布一角,手指头按了按面团,弹回来,正好。

烧上水,她回屋换衣服。柜子里那件好衣服——就是前年镇东头老刘家儿子结婚她穿的深蓝色短袖——她拿出来在身上比了比,又挂回去了。太扎眼。最后她穿了件米白的翻领短袖,配深色裤子,脚上是那双黑布鞋。末了她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双白袜子塞进袋子里。

“去临江看儿子打球,穿什么白的。”她骂了自己一句,还是塞进去了。

五点二十,王婶到了。王婶今年五十八,头发烫得卷卷的,进店第一件事就是把她那把蒲扇往柜台上一扔:“你去你的。店里有我。”

“早上那两锅油条——”

“知道。第一锅炸嫩点,第二锅炸老点,老张头牙口不好。”王婶把围裙往身上一套,“你去吧。别迟到。二百多公里呢。”

沈秀兰“嗯”了一声,弯腰从柜台底下拖出一个蓝布袋子,往里头塞东西。一个玻璃罐,里头是她前天腌好的雪里蕻;一个饭盒,六个卤蛋,浸在卤汁里,蛋壳敲得碎碎的,好入味;还有一小袋风干的花生米。

王婶在旁边看着:“你这是去看球还是去搬家?”

“他从小爱吃这个。”

“临江没有咸菜卖?”

“临江的咸菜不好吃。”沈秀兰说。

王婶乐了:“行行行,你儿子的咸菜,只有云溪镇的香。”

她把袋子系好,提了提,觉得有点沉,又放下。

“王婶。”

“嗯?”

“阿聿要是问起来,”沈秀兰顿了顿,“你就说我上临江玩去了。”

王婶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知道了知道了。玩去了。”她压低了声音,“其实你就是怕他知道了,多买一张票,多花钱。”

沈秀兰没接话。她把袋子提起来,走到门口。

天还黑着。巷子口那盏路灯坏了大半年了,修过两回,又灭。远处镇口那边的天边有一线灰白,还没照过来,石板路上湿漉漉的,是夜里下的露水。她走得很稳,黑布鞋踩在石板上,没有什么声音。

早班车五点半,一天就这一班,直发临江长途站。车上人不多,十几个,大半是拎着编织袋的、上城看病的、赶去工地的人。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蓝布袋子放在腿上,两只手抱着。

车出了镇口,上了省道。

窗外的稻田一畦一畦往后退,有的已经黄了,有的还是青的。路边的白杨树一排排站着,叶子被早上的太阳照得发白。她看着窗外,没睡。

她其实坐过一次这样的车。那是腊月里,凌晨,最后一班车没了,她包了一辆出租车,二百多公里,计价器上的数字跳得她眼睛疼。她一个字没提。

那天她到医院的时候,她儿子在苏醒室。

她抱着这个袋子,抱得更紧了些。

八点四十,车进了临江长途站。她下车的时候腿有点麻,站在台阶上捶了两下,才拖着腿往外走。

站门口有卖水的、卖地图的、举着“住宿”牌子的,一个穿黄T恤的小伙子迎上来:“阿姨,去哪儿?打车不?”

“临江体育馆。”

“体育馆啊,晚上有球吧?我拉你去,四十。”

“三十。”

“三十五,阿姨。”

“三十,走不走。”

“……走走走。”

上了车,小伙子一边打方向盘一边从后视镜里看她:“阿姨您看球?星火队的?”

“嗯。”

“看谁啊?沈阎王?”

沈秀兰愣了一下:“谁?”

“就那个十一号,沈聿。”小伙子笑,“我们这儿都叫他沈阎王,凶。打球凶。上个月他一场拿了二十几分,我那天拉活都能听见有人喊。”

沈秀兰在后座上没接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腿上的蓝布袋子,从袋口把玻璃罐往里按了按,怕它晃。

她心说:凶什么凶。他六岁的时候不肯吃青菜,蹲在门口哭,哭湿了一件褂子。

车子拐上主干道的时候,沈秀兰把脸转向窗户。

临江的早上跟云溪镇不一样。这里的天是白的,云溪镇的天是蓝的。这里的路边没有稻田,都是楼——高的、矮的、半新不旧的、玻璃亮得晃眼的。骑电动车的人一茬一茬从车边擦过去,后座上都驮着东西,有驮小孩的,有驮纸箱的,有一个驮着一大束花。

她这一路,把眼睛睁得很大。

她来过的。去年腊月来过一个月,在医院和短租房之间来回走,那一个月她没往城南走过。她只认得医院那条街,认得医院门口那家卖粥的,认得拐角那家杂货铺。别的地方,她一概不认得。

她忽然觉得,她儿子离家七年了,她竟不知道他每天走的是哪条路。

九点二十,车停在一个大铁门外面。门里是一排玻璃幕墙,幕墙前面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印着一个运动员运球的照片,底下几行字她没细看。

“到了。”小伙子说,“阿姨,晚上几点开赛?”

“七点半。”

“那你来得太早了,这周围啥也没有,就一个商场。要不你先找个地方歇歇?”

“不用。”沈秀兰掏出三十块钱递过去,“我在这儿等等。”

她下了车,站在那块牌子底下。

太阳已经很高了,铁门的金属横杆被晒得发烫。门里有个保安,穿着深色制服,戴着帽子,在岗亭里喝水。她走过去,隔着栏杆问:“师傅。”

保安抬头:“阿姨,什么事?”

“晚上有球对吧。”

“有。七点半。星火队主场。”保安把水杯放下,出来一步,“您这么早?”

“我从镇上来的。二百多公里。”

保安愣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岗亭里那台小风扇,又看了看她手里的蓝布袋子。“您进来坐会儿吧,”他说,“岗亭外面有椅子,阴凉。”

“不碍事吧。”

“不碍事。”保安说,“给儿子看球的,都来得早。上回有个大爷,早上八点就来了,坐到晚上七点,中间吃了四个馒头。”

沈秀兰笑了。她坐到了岗亭侧面的那把塑料椅上,把蓝布袋子放在膝盖上。

一坐,就是九个多钟头。

这九个钟头她没白坐。

中午她吃了自己带的两个卤蛋,就着从镇上带来的水。下午三点,卖水的大姐推着一辆小推车过来了,车上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冰红茶、还有一种带气的饮料。她把车停在路口,一边擦汗一边跟保安打招呼:“小陈,热死了。”

“姐,今儿有球。”

“我知道,我等着呢。”卖水大姐看见沈秀兰,扬了扬下巴,“这位是?”

“云溪镇来的,给儿子看球。”保安说。

“哎哟。”卖水大姐推着车过来,“阿姨,您得买瓶水。晚上馆里热,四十分钟一节,哭都哭不出汗来。”

“哭什么。”

“看球的都哭。”卖水大姐笑,“前阵子那场,我们这儿一个大哥,四十来岁,一米八几,看见沈阎王上场,嚎。”

沈秀兰看着她,没说话。

“阿姨您嘴干不干?”

“不干。”

“那我给您一瓶,算我请的。”卖水大姐从箱子里抽出一瓶,塞到她手里,“您儿子在队里?”

“……在。”

“哪个位置?”

沈秀兰想了想:“后面。跑得快的那个。”

卖水大姐和保安都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卖水大姐笑得很响,笑完了把推车往前一推:“行,阿姨,您这话说得比解说还好听。”

五点半,人开始来了。

先是一小股一小股的,穿白球衣的、穿旧球衣的、拖着小孩的、拎着保温杯的,往铁门这边走。慢慢地,成了一条一股一股的河。摊子摆开了:荧光棒、发光手环、印着号码的塑料拍手板、烤肠、煎饼、冰粉、一桶一桶的凉茶。叫卖声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把整条街煮成一锅。

沈秀兰看了一会儿,看出这条河里头有两条水脉。大多数人穿白色、蓝色,胸口印着临江两个字;还有一拨人不多,穿着整整齐齐的深红球衣,背后一大片外文,是随队来的客队球迷。他们挤在一家小吃摊前面,一个壮实的男人把围巾解下来,系在栏杆上,拍了拍,跟同伴说:“今天必须拿下。”旁边几个年轻的笑他,又跟着他把手举起来,喊了一嗓子,喊得没什么人理,他们就自己乐。

保安在旁边看着,也没拦。他跟沈秀兰小声说:“每回都来这么几十个。坐最上面那排,喊一晚上。”

沈秀兰站起来,把蓝布袋子抱在怀里,跟着人流往里走。

验票口排了三条长队。她排在中间那条,前面是一对年轻男女,后面是一个胖胖的男孩,大概十二三岁,穿着一件明显大一圈的白色球衣,背后印着十一号。

“你也是十一号?”前面的姑娘回头看了那男孩一眼。

“嗯。”男孩有点不好意思,“我妈给我买的。”

“你打篮球?”

“打。我投三分。”

“那你跟沈教练学。”

“谁?”

“沈聿啊。他今年开始带青训了,你不知道?暑假的试训班,我表哥的小孩去过。”姑娘比了个手势,“他教小孩可有耐心了。我表哥说,他蹲在地上给一个小孩系鞋带,系了十分钟。”

“那、那我能去吗?”

“你得先报上名。”

队伍往前挪。沈秀兰站在那儿,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听进去了。

她把手里的蓝布袋子往怀里搂了一下。

她想:什么时候,她儿子成了别人嘴里那个“沈教练”了。

她的位子在东看台三区十二排,靠过道。

票是顾临寄到镇上的。一个牛皮纸快递袋,里头一张票,还有一张手写的纸条:“阿姨,位置我挑过了,靠过道,进出方便,不挤。开赛前我在南门等您。”

她把那张纸条压在柜台玻璃底下,压了一个礼拜。

看台的台阶很高。她一手扶栏杆,一手抱袋子,一级一级往上挪。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伸手想扶她,她摆摆手:“不用。”

找到了十二排,找到位子。她坐下,把蓝布袋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抱着。

馆里的灯全亮了,白得晃眼。地板是新的,打了一层蜡,能照出人影。她抬头看那个大屏幕,屏幕上正放一段片子,镜头从球场的顶棚往下拍,先拍篮筐,再拍观众席,最后落在一个球员背上,十一号。

底下打出一行字。

她不认识那行字,但她认得那个号码。

看台上哄起来。有人站起来,有人吹口哨,有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沈阎王”。她左边坐了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手里攥着一个哨子,右边坐了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荧光棒。小姑娘看她一眼,问:“阿姨,您也来看沈聿?”

“嗯。”

“您是球迷?”

“我是他妈。”

小姑娘愣住了,眼睛一下睁得圆圆的,随即凑过来,小声问:“真、真的?”

“真的。”

小姑娘张了张嘴,忽然回过头,冲她们那排后面喊:“妈!妈!你快过来!沈聿他妈坐我旁边!”

后面一个中年女人探头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两眼,忽然伸手在包里翻,翻出来一个巴掌大的小旗子,塞到沈秀兰手里:“阿姨,给您。”

旗子是白的,上面印着蓝色的两行字。

沈秀兰看着手里的旗子,笑了一下,把它卷起来,塞进蓝布袋子的侧兜里。

七点半,比赛开始了。

她一开始还能看懂一点点。

两边的球员在场上跑,一会儿往这头跑,一会儿往那头跑。有个高高的裁判吹哨子,吹完哨子就有人去罚球。罚球她认得,那是因为沈聿他爸以前也爱看球,家里那台老电视,星期天下午经常放,她在灶台边上一边炒菜一边瞄两眼。

后来就彻底跟不上了。

比分牌上的数字跳得飞快。有时候是二,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一下子加两分,有时候又加三分。她盯着那块牌看,看了两节,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投一个球有时候是两分,有时候是三分。

她后来就不看了。

她只盯着场上一个人。

十一号。

他跑起来的样子,她认得。七岁的时候在镇上的水泥场上跑,就是这么跑,肩膀往前压,步子迈得很大,像怕地上的影子会追上来。他假动作的时候左边肩膀会先沉一下;他要真出手的时候,膝盖先弯,手腕跟着就压下去。

她认得他每一个动作,比她自己走路还认得。

第三节开始的时候,十一号上场了。

馆里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大得她耳朵嗡嗡响。她坐在十二排,跟着别人一起站起来一点,又坐下。她的手在蓝布袋子上攥了一下。

她不是在看他投不投得进。

她是在看他的腿。

上一次她看见他这样跑,是腊月里在康复中心的走廊上。他拄着拐,一步一停,从走廊这头挪到那头,十七米,走了七分钟。她站在走廊另一头,什么都没说,把手里的保温桶攥得变了形。

现在他在跑。跑得很快。

她看见他跳起来投篮——跳得不算高,比场上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矮了半个头——落地的时候,他的左脚往外撇了一下。

很小的一下。

看台上没有一个人看见。

只有她看见了。

“阿姨。”旁边的小姑娘忽然说,“您喝不喝水?”

她没答话。

小姑娘扭头一看,愣住了。

这个把头发盘得利利落落的中年女人,两只手抱着膝盖上的布袋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全是泪。没有声音,一滴一滴往下掉。

“阿姨、阿姨您别哭啊。”

小姑娘手忙脚乱地在包里翻,翻出一小包纸巾,抽了两张递过去。

沈秀兰这才像被叫醒了一样。她赶紧伸手,把脸一抹,接过纸巾:“……没事。”

“您是不是担心他腿啊。”小姑娘小声说。

沈秀兰愣了一下。

“我看网上说,他做过大手术。”小姑娘说,“我妈说,做过那种手术还能回来打球的,没几个。”

“那不一定。”沈秀兰说,“他从小就不怕疼。”

“啊?”

“他七岁的时候,从墙上摔下来,膝盖磕破了,血顺着裤腿往下淌。”沈秀兰说,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他自己回家,自己拿碘伏擦,擦了一半睡着了。我回来一看,枕头上一片血。”

小姑娘听得一愣一愣的。

“阿姨。”

“嗯。”

“他会没事的。”

“嗯。”沈秀兰说,“他从小就命硬。”

她把那张纸巾团起来,攥在手心里。

第四节最后两分钟,星火队落后一分。

解说席上,主解说的声音有点哑:“……好,星火队这边叫了暂停。离终场还有一分五十二秒。今晚十一号沈聿打到这会儿,出场十九分钟,拿了十一分三个助攻——对一个刚做完前交叉韧带手术不到一年的后卫来说,这个数据很扎实。李指导今晚给他的时间卡得很死。”

“是的。”嘉宾解说接话,“他最难得的一点是,你看他今天的出手选择——他基本上不冲篮下了。他今年几乎所有的出手都在中远距离,落地方式全是单脚落地。这是练过的。”

“对,是为了保护膝盖。今天现场有球迷举牌子写着‘11号慢一点’,我看见了。”

看台上,那块牌子就在斜前方五排。白底黑字,手写的,字有点歪。

沈秀兰看着那块牌子,看了很久。

暂停结束,球又开始了。

最后四十秒,十一号在三分线外接球。他没有跳得很高,手腕一压,球出手了。那个球的弧线很高,高得像挂在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时候擦着网进去。

全场炸了。

“进了——!沈聿!三分!星火队反超两分!”

沈秀兰左边的哨子男人一下站起来,吹了一个长长的哨,被人拍了一下又讪讪坐下。小姑娘跳起来,抓着她的胳膊晃:“阿姨!他进了!他进了!”

沈秀兰也站起来了。

她不太懂那个球为什么是三分,也不太懂为什么全场都站起来。她只是跟着站起来,两只手抱着蓝布袋子,眼泪又下来了。这次她没躲,任它流。

终场哨响的时候,比分定格在九十一比八十九。

那四十秒里,客队叫了最后一次暂停,发了一个边线球,三分线外仓促出手,球磕在篮筐上弹出来。哨响的时候,球还在空中没有人接。

星火队赢了。

场馆顶上的大屏跳出了两队的最终数据。十一号那一行后面跟着:出场二十一分钟,十四分,四个助攻。比她这辈子认识的所有数字都陌生,又比她记得的所有数字都清楚——她只记得他七岁那年从墙上摔下来,膝盖上那道口子,缝了六针。

看台上的人开始往外走。哨子男人一边走一边回头跟她说:“阿姨,今晚这球值了。”

“值了。”

“明天报纸上肯定写他。”

“写就写吧。”沈秀兰说,“写他干什么,他就是打了个球。”

她坐下来,没走。

人一茬一茬从她身边过去,走道慢慢空了。她坐着,看着底下那个球场。

球场上,球员们已经穿回了外套,有人抱着小孩在场边拍照片,有人在跟记者说话。她看见她儿子被一个记者拉着,站在广告牌前面。记者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挠了挠头,说了两句话,然后往看台这边看了一眼。

他大概没看见她。看台这么大,灯这么亮,她坐在十二排,跟一粒米差不多。

但他往这边看了一眼。

沈秀兰坐着,看着底下,眼睛又开始发酸。

她赶紧把蓝布袋子提起来,站起来,跟着人流往出口走。

南门外面,顾临在等她。

他站在台阶最下面的一级,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一个空了的玻璃罐,是上一批咸菜,吃空以后他没扔,一直搁在车里,今天顺手拎下来了。

他看见她出来,往前迎了一步。

“阿姨。”

“嗯。”

“看得清吗?”

“看得清。”沈秀兰说,“看得我眼睛疼。”

顾临顿了一下:“……怎么了?”

“没什么。”她摆摆手,“他最后那个球,跳得不高。”

顾临没说话。他把手里的水递过去:“先喝口水。”

沈秀兰接过来,拧开,喝了一大口。喝完她抬头看了看天,夜里八月的风从江面那边吹过来,比馆里凉。

“小顾,你陪我走走。”

体育馆往南走八百米,就是江。

八月十七号的临江,白天被晒了一天,到晚上九点,风才起来。江面上有雾,雾贴着水走,对岸那排楼的灯照下来,被雾剪成一格一格的黄。

江边的步道上人多。有夜跑的,穿着一身速干的衣服,胳膊上绑着手机;有钓鱼的,马扎一支,竿子一挑,眼睛盯着水面上一颗红荧光;有推着小孩的,有牵着狗的,还有两个老头在栏杆边上摆一盘象棋,棋子是塑料的,敲在棋盘上啪啪响。

沈秀兰走得很慢。她今天走了太多路,脚踝有点沉,但她不说。

顾临比她慢半步,跟在她左边。他什么都没问,就这么陪着走。

走了大概十分钟,走到一处没什么人的台阶,沈秀兰停下来,扶着栏杆,看着江面。

“小顾。”

“嗯,阿姨。”

“你说,他今天跳了那么多次,”她盯着江面上那点灯光,“那个膝盖,受得住吗?”

顾临站在她旁边,过了两秒才回答:“受得住。今天这二十一分钟,是老周和陈教授一起算的时间。落地方式都改过了,他现在几乎是单脚落地。”

“我听不懂。”

“就是……”顾临想了想,“他现在跳一下的分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自己心里有数。”

“他有数?”沈秀兰哼了一声,“他有什么数。”

“阿姨,他这半年,比谁都小心。”

“小心个屁。”沈秀兰说。

她说完自己先顿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顾临愣了一下。

沈秀兰把烟捏在手里,捏了两下,没点。她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别看我。这烟是他爸留下来的习惯,我一个月也就抽两根。今天带了一根。”

“您抽吧。”

“不抽了。”她把烟塞回兜里,“在江边抽,风一吹,呛眼睛。”

她把手搭在栏杆上。江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两缕,她抬手按下去。

“小顾。”

“嗯。”

“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沈秀兰看着江面,看了一会儿。

“小聿他爸走了以后,”她说,“我怕他走错路,就一直拽着绳子。”

顾临没有说话。

“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沈秀兰说,“他爸走那年,他才四岁多。那会儿镇上的人说什么的都有,说我们家是散了,说这孩子以后没人管。我那时候就想,我一个人也能把他拉扯大,我不求人。”

“我天不亮就起来和面,他五六岁就自己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等我,手里攥着一根油条。我怕他学坏,怕他跟着镇上那些野孩子跑,怕他念书念不进去,怕他像我一样一辈子守着个早点摊。”

“所以我一直拽着。”她说,“念书要考第一,打球要打最好的,出门要让着我,吃饭要回家吃。绳子一头在我手里,一头套在他身上。他要往外走一寸,我就往回拉一尺。”

她停了一下。

“他十八岁那年考大学,考砸了,要复读。镇上有人说,这孩子就是不行。我把他关在家里,让他念书,念了一整年。”

“后来他考上了。”她说,“走的那天,我送到镇口。他背着一个大包,走得特别快,一次头都没回。”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走到看不见。回来路上我就想,这根绳子,好像有点太紧了。”

江风又过来一阵。她把手在栏杆上按紧了些。

“再后来,他带你来家里吃饭。”沈秀兰说,“我第一眼看见你,心说,这孩子不行。”

顾临听着,没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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